早在“七七事变”以前，日本经济势力就开始向华北地区渗透了。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关东军的石原莞尔曾提出，必须制定“开发中国本部，首先开发华北的方策”，特别是“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和山东以南的棉”为日本所急需，要迅速“开发”。
满铁调查部是日本最早进入华北地区的国策会社和对中国华北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的主力军。1933年11月，满铁制定了《华北经济工作调查要项》和《设置华北经济工作调查机关案》，其经济调查会在天津、青岛设分会，在北平、张家口、山海关、太原、济南、烟台等地设有事务所，开始进行华北经济调查，其中包括对矿产资源及生产状况的调查。半年后，他们得出37个调查报告。1934年2月起，满铁又开始大规模社会经济调查，为日军掠夺华北经济提供情报。
1935年，在国民党妥协政策下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曾大力提倡与日本“经济提携”，以至七七事变前的两三年间，来华北考察的日本经济代表团越来越频繁。而日本也借助满铁分支兴中公司之手，预先控制了华北地区的交通、港口;对华北的矿产，日本则获得了优先开采权。因此，“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对华北经济的全面掠夺和控制是一场由来已久的图谋。
就煤炭来说，抗战期间，日本在华北地区控制的规模较大的煤矿有石家庄附近的井陉煤矿、山东的枣庄煤矿，北边则有开滦煤矿，往西比较大的则是山西的阳泉煤矿。开滦煤矿和北京的门头沟煤矿相似，本来都是中英合资(控制在英国人手中)，但因日本人控制了港口和运煤铁路线，使英国也不得不按日本人的计划来组织生产。阳泉煤矿虽然规模较大，但因临近两个八路军根据地，游击活动频繁，生产组织并不顺利。另外还有大同煤矿，当时日本人探明的储量是170亿吨，是当时中国探明储量最大的煤矿。日本人有计划称，该煤矿即便开足马力，按年产煤300万吨计算，也可以开采52年。为此，日本人曾于1940年开始分段修筑塘沽至大同的铁路线(同塘铁路)，该铁路在北京地区大致相当于解放后修筑的丰沙铁路一线。在三家店西侧的永定河上还能看到日本人当年修筑的铁路桥桥墩。但因劳工不足，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国内资金匮乏，加上不久后日本投降，这条铁路未能贯通，大同煤矿也一直没有达到日本人计划中的规模。
日本人在华北地区较早经营的钢铁企业是龙烟铁矿和石景山钢铁厂。不过，日本人最初在华北并没有全面发展钢铁业的打算，大部分铁矿石主要运往东北和日本。1943年以后，随着中国和太平洋战场战局的变化，日军飞机、舰艇、武器等等的损失越来越严重，其国内钢铁本来就供应不足，加上东南亚一带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封锁，因此日本不得不就地发展钢铁业，在华北地区多数大型煤矿附近都建起了钢铁厂。
在战前，日本对自己的资源缺口的统计表明，煤炭缺口一半，钢铁缺口达三分之二。因此，在抗战期间，日本一直企图把整个华北都变成它的战略物资供应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