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王朝，秦始皇除对货币、度量衡实行统一政策外，命令李斯等人以一种新的字体颁布全国，与秦文不符的文字全部被废除，这种字体后世称之为“小篆”。文字是语言、文化的载体，在实现国家的统一上，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达尔文进化论中所言，任何事物都有它的遗传性和变异性。同其他事物一样，文字也在概莫例外的演化发展中。初始帝国的“书同文”，即以小篆为标准的文字规范化运动，是文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文字简易书写则蕴藏在人们的愿望中。2002年，在酉水河畔一口神秘古井中发现了36000枚秦简，是秦代官署的档案库，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字现象使专家深感意外，在消除淤泥后的斑斑字迹中，却无一枚是小篆，秦隶的大量出土，不禁令人疑惑，更是对“书同文”的挑战。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狱吏，因得罪秦始皇被捕入狱，他深知小篆书写复杂，在狱中苦思10年，将小篆改繁就简，化圆为方，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这就是隶书。据说秦始皇看后非常欣赏，不仅释放了他，而且还将隶书发文官府，辅助小篆使用。如果故事有它真实的一面，那就是隶行天下的晨曦初露。
昙花一现的秦帝国被汉王朝取代，新王朝使用汉字的人们，将前人笔下略显粗糙的秦隶提升为汉字应有的庄重和气度。由最初几个孤孤单单的契刻符号逐渐发展为众多“兄弟姐妹”的庞大家族，有限的记忆与无限增长的汉字这一难题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公元100年即东汉永元12年，一位名叫许慎的学者，开始撰写一部名叫《说文解字》的书，这本书是中国的第一部字典，将原来一盘散沙似的汉字通过分析字形结构，把10000多个汉字，归纳到540个部首的下面，并总结出中国文字的“象形、指事、会意、通假、转注、形声”6种造字方法，让他既能查检，又能够讲解，然后将每一个字通过本意与经典挂上钩，达到了还原经典的目的。正是经过汉代儒生们的整理和修订，陪伴了中国人数千年的方块字，终于成为一个稳定、规范的文字体系，从那以后，不论岁月如何变迁，不论朝代如何更替，汉字这个称谓再没有变。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也始终能从这个响亮的称谓中，重温华夏子民的荣光。
历史上，由于文字不同，曾出现过欧洲大陆的分解，东西罗马分庭抗礼。中国虽经历过南北朝对峙的折磨，出现过“五胡乱华”，弯刀和铁骑横扫中原，豪杰并起，群雄逐鹿，但后来，北魏孝文帝杀太子正是为了推行汉化政策，一律讲汉语正音，他的成功主要是采用了汉字，求得了政治上的统一。公元8世纪与16世纪的中国，尽管经历了唐、宋、元、明几个王朝的更迭，但在广大辽阔的区域内，汉字像一根看不见的魔线，把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甚至血统不同的人民的心灵缝合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中国人，成为民族团结的纽带。
文明之光 韵和于世
早在公元1793年9月，经过整整一年的颠簸，英国勋爵马噶尔尼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使团，前来觐见清朝皇帝——乾隆。
这是这个新兴的海洋帝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为了这次来访，英国专门准备了能代表最新科技发明的礼品590件，使团成员由科学家、测绘员、医生等135人以及650名官兵和水手组成，而其中略通中文的只有一人，而当时的整个西方世界，能使用汉字的也不超过100人。这种大规模的政治文化交往在历史上尚属首例。
紫禁城系明清两代中国最高权力的核心，500多年间，共有24位皇帝在这里处理朝政。在每一座大殿的正中央，高高纵立着皇帝的宝座，而每一把龙椅的后面，都少不了端端正正的书法作品，这在全世界所有宫殿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今天，那些曾经指点江山的帝王们，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这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以一种优雅的姿态默默地迎接着来来往往的目光。这些气置轩昂的字符，几乎永恒地凌驾于皇冠之上，他们是什么？是文字，是艺术，还是信条呢？
在漫长悠久的岁月里，汉字形体屡有变异，却一脉相承，忠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5000年的光辉历程，清晰地照亮了中华民族踯躅前行的漫漫夜路，不论是楚辞汉赋、《二十四史》，还是唐诗宋词、明清小说，都是汉字数千年来用灵魂的砖石构建的精神大厦，汉字使我们成为我们，使汉族成为汉族，汉字使中华成为中华。
1998年，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举办的“现代中国书法艺术大展”上，法国前总统希拉克郑重地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书法文字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那么，这种书法，凭什么被推崇为“艺中之艺”？它的独特魅力从何而来？这种“技近乎道”的意境营造和表意特征，则不言而喻。法国绘画大师毕加索曾说过，如果我出生在中国，我一定成为一名书法家，而不是油画家。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即使对汉字一无所知，也会被它笔画交错的形象所打动。
2007年春，一个主题为“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的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召开，140余名中国学者和70多位国外汉学家会聚一堂，就“中国形象”、“汉语国际推广”等议题展开广泛的对话。与此同时，一份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寻人启事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寻找失踪101年的丁天龙。
公元190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年份，这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侵略中国的11个国家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但就在这一年，远在地球的另一半，一位名叫卡朋蒂埃的大亨，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捐献了10万美元，并致信：“我以诚悦之心献给您筹建一座中国语言、文字、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天龙’汉学讲座教授之名，为之命名。”这是丁天龙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上，这位美国大亨为什么要出资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创建一个汉学系呢？
1870年，卡朋蒂埃的随从队伍里，增加了一名来自中国的劳工，他就是丁天龙。丁天龙为人礼貌、亲和友善，常去火车站接待客人，十分热情勤奋。有一次，他的主人卡朋蒂埃酒后发作，失去理智，一怒之下曾解雇了他。第二天早上卡朋蒂埃清醒后，空空房内只剩他一人，令他无比懊丧，甚至不知如何应对未来生活，丁天龙知道主人的情况后主动回来，同以前一样给他端茶送饭。丁说，孔子教导我们要为人忠诚，所以我不能突然离开你。宽厚、包容、仁慈，是每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中国人最基本的操守，这件事让这个暴虐的美国大亨感动万分，从此卡朋蒂埃把丁天龙看做是终生最信赖的朋友。晚年，卡朋蒂埃问丁天龙想得到什么回报，丁天龙回答说，希望美国人能够更多地了解中国人和中华文明。
在1901年7月，卡朋蒂埃在写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信中说：“我不是中国人，但是对我们而言，是应该多了解住在东亚及其岛屿上大约7亿人们的时候了。”这些感动过外国人的故事，至今仍感动着今天的中国人。
刊登在寻人启事上的这段话，所展示的正是一个古老民族的自觉使者的意愿，更是一种包容文化，一个主张以人为本，主张文明多元共生，一种和谐文化的内涵。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有冲突和对抗的世界里，建立一种属于相互了解、共谋发展的对话方式尤为重要。
1979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教授，应邀参加香港一个国际会议，香江的繁荣，令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会议期间，一位外国专家宣称，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中国，因为汉字无法进入计算机。这让钱伟长教授的情绪跌入到谷底。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于1980年第一次宣告，方块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1981年6月27日，钱伟长教授发起成立了中国中文信息研究会，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于电脑汉字输入法问题研究。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汉字输入法总数达到了1600种。在人类信息时代，古老的表意文字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浴火重生，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今，联合国官方正式使用的语言文字有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中文。重要文件都以这6种文字印发，而中文则是其中最薄的一本。事实表明，汉字不仅仅是沉默的字块，也不仅仅是简单的书写工具，它更是砖石，构筑中华5000年历史的砖石。
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世纪之交人类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汉语和汉字在全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泛传播，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学外语的达3亿人，促进了中国对外交流与合作。而今270多个孔子学院在近百个国家设立，美国已建成了12个。美国《时代周刊》分析，汉语教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据统计，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教程，中小学增设汉语课已成为新的趋势，一场席卷全球的“汉语热”正如期而至，这不仅与未来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一致，而且也符合全人类共建和谐家园的美好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