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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胡士泰等人涉嫌窃取国家秘密是造成中钢协在铁矿石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的重要原因，而国内钢铁行业背离经济规律的乱象也成为力拓等参与谈判强有力的筹码。
今年年初，国务院出台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明确要求钢铁行业应该提高产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此要求正是针对目前中国的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作出的。
根据中钢协和毕马威的相关统计和预测数据显示，在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全国
钢材消费需求量仍不过4亿吨。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曾向记者表示，虽然
钢材消费需求不过4亿吨，但钢铁全行业的产能达到6.5亿吨，不仅落后产能过剩，先进产能也过剩。
其实，作为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业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导致的，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能说是政府有关部门和中钢协在此问题上只有认识，没有行动。
今年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全国各省市区工业主管部门和各大型钢铁企业下发了《关于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紧急通报》(下称《限产令》)，要求各地遏制钢铁行业产量过快增长的势头，对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的钢铁企业，要商请当地商业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
工信部之所以针对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发出史无前例的《限产令》，记者在采访中听到两个理由。
一方面，目前中国钢铁全行业的确处于产能过剩的阶段，不出《限产令》已经很难解决供大于需的问题。但对《限产令》，徐乐江觉得很无奈，由于钢铁业产业集中度很低，一些地方中小企业根本不受政府命令和中钢协的节制，甚至出现大型钢铁企业收到《限产令》不得不减产限产，而中小企业反而在利用这一机会不断扩大产能的情况。
一位钢铁业资深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很多县乡镇，钢铁及相关配套产业是当地的‘支柱产业’，是经济发展、GDP增长、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对于当地商业银行来说，钢铁企业贷款是其主要业务之一，因而让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停止向地方钢企输血，无异于是自戕之举。”
另一方面，今年4、5月间，一年一度的铁矿石谈判已经进入收官阶段，但力拓却以“中国买家的需求依然很强劲”的事实依据来抗拒中钢协等谈判代表的降价要求。而《限产令》客观上增加了中方参与谈判人员手中的筹码。
由于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企稳阶段，而企稳经济的最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钢铁产能需求增加致使不少钢铁企业通过现货市场从力拓等公司购买铁矿石。此外，大量铁矿石贸易商对于中钢协谈判胜利缺乏信心，判断铁矿石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导致投机性需求进一步加大。
一位熟悉力拓谈判路数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力拓的如意算盘，就是‘以时间换价格’，如果全球经济逐步回暖，不要说中钢协降价的目的难以实现，继续涨价的可能性都存在，这也是国内众多铁矿石进口商押的宝。”
谁会主导未来的定价体制 不过，记者在对多位钢铁业人士的采访中了解到，对于中国钢铁业来说，涨价虽然可恶但并不可怕。真正会对中国钢铁业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力拓等公司正在谋划对于铁矿石定价体系的改革。
目前的定价体制下，在全球范围铁矿石生产商主要有三家：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而全球主要钢铁生产商有这样几家：安赛乐米塔尔、新日铁、宝钢、浦项制铁。这几大巨头在未来的谈判角力将决定传统的定价体制是否会被打破。
值得注意的，近年来，包括力拓在内的一些世界大型铁矿石生产商纷纷提出各种改变目前定价体制的想法。去年3月份，力拓集团铁矿石公司首席执行官沃尔什就曾暗示：“定价体制会改变，但会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而，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去年年底在铁矿石谈判之前，力拓曾向中钢协有关人士提及未来铁矿石谈判应该“参考”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定价体制，被中钢协断然拒绝。
今年7月29日，必和必拓声称与部分客户达成采用混合的年度定价方式，所谓的混合定价是参考季度定价、现货价格、指数定价的一个综合定价方式。由于受到期货炒家推波助澜，指数定价是价格中最大的变数。
近些年来，有关是否应该在国内建立
钢材期货成为一个议题，赞成者的理由是，中国作为钢铁消费大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定价体系，与伦敦金属交易所来抗衡，代表人物是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正是在他和相关人士的积极推动下，今年3月末，
钢材期货正式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线材和螺纹钢成为主要品种。
然而，中国钢铁界对于
钢材期货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国贸易促进会冶金分会会长、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谢企华曾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钢铁企业根本没有心思关心
钢材期货的问题，把自己的主业做好已经很不容易了。
事实上，持类似观点者还有现任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他在一个论坛上表达了他对金融衍生品冲击实体钢铁贸易的“深恶痛绝”。
“有可能一到铁矿石谈判时，有些企业把
钢材期货的价格炒上去，更加不利于铁矿石谈判。”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曾向媒体记者表示过这样的观点，
钢材期货的投机性可能会使其并不能真正反映市场需求和价格的真实情况。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谁以及用什么方式主导定价体制将决定谁将更具话语权。这意味着，在此轮铁矿石谈判过后，中钢协将背负更大的责任，面临更大的挑战。
透过“间谍门”反观我国经济安全 张魁兴
力拓“间谍门”事件发生后，有专家指出，对此事件的反思不能停留在对“潜伏者”和“内鬼”的道德谴责上，也不能停留在对其背后商业贿赂的严查上，更应反思的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状况。
早在2006年，温家宝总理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扩大开放中重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我看来，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恶意并购已经构成了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回溯前几年，我国大型超市80％以上已被跨国公司收入囊中；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工程机械、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多个领域本土品牌相继消亡，一些领域技术呈现“空心化”。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曾提出要提防外资企业恶意并购，他说，“如果听凭发展，将十分危险”。
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已经显现，甚至日本一家刊物称，中国经济有可能被外资左右，有可能发生连锁性破产。虽然日本有“吓唬”我国的意思，但我国许多骨干企业被外资吃掉、我国外贸依存度达80％为世界之最，这都已经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数据还显示：近10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在中国调查的五十万件腐败案件，六成以上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在众多外资并购案中，是否存在“贿赂门”、是否存在“间谍门”，没有调查不好说，但一味否认恐怕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尽管说力拓“间谍门”有多重警示意义有点酸，但真要吃一堑长一智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透过力拓“间谍门”我们看到，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一是没有一部经济安全法；二是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协调机构；三是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更远远不够。在这种语境下，发生力拓“间谍门”事件，甚至一些领导干部排斥或干脆拒绝接受“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